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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看普利策奖得主逃离新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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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堪称美国新闻界的“奥斯卡奖”——普利策新闻奖,日前在纽约揭晓。其中,39岁的加州地方报记者罗布·库兹尼亚与两位同事,用细致的50多篇调查报道,揭露当地教育贪腐事件,获得普利策奖地方报道奖。同时,来自南卡罗来纳州《信使邮报》的31岁的年轻记者纳塔莉·哈夫,因参与报道该地严重的家暴与相关犯罪问题,获得普利策公共服务奖。

  但算是新闻中的新闻是,库兹尼亚与哈夫这两位年轻的普利策奖新晋得主,却不约而同地不久前放弃了自己珍惜的新闻职业,转而投入公关行业。不知这是两位前新闻人的尴尬,还是普利策奖的尴尬?

  新闻奖的获得者却已不是新闻人,这引发了舆论高度关注。有网民唏嘘:新闻人都去做公关了,谁来给我们“拔粪”!但新晋得主库兹尼亚的答案却简单又震惊:因为付不出房租。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回答,却也刺痛了无数新闻人敏感的内心。

  新闻记者大多被戴上“无冕之王”的光环,但现实其实很骨感。在美国,新闻媒体人的薪酬处于中等以下,而工作辛苦指数却高居职业排行表前列。媒体业十分发达的美国亦如此,中国大多数媒体人生存状况亦不容乐观。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宋媛发自北京

  买得起房才能安心谈理想

  陈静(北京媒体人)

  ●看到这则新闻,我并不惊讶反而很理解。我工作9年,现在负责一家平面媒体几个版面的编辑工作。工作内容每天不一样(毕竟新闻每天都有新的),但这种工作模式我已经有些疲惫和厌倦,曾以为的新闻理想也许在这样的厌倦和疲惫中消失殆尽。曾经有人说不能把自己的兴趣当工作,我现在真正理解了这句话。

  ●我所在单位的人员流动比较频繁,辞职的同事有的去别家媒体,比如去互联网媒体、电视媒体;有的去外企做公关;还有人去企业做管理。我自认为还算有新闻理想,所以一直不愿离开媒体这个行业,加之我对跳槽可能带来的风险比较谨慎,所以从未想过跳槽。谈起未来的规划,说实话我不敢妄言,因为中国近几年媒体环境的变化可谓日新月异,媒体人的收入能否跟得上形势,这是我必须考量的问题,因为我只有吃饱饭才能记得自己的理想,买得起房才能安心谈理想。

  ●刚毕业时,我的工作与同学的工作相比算收入很高的了。工资收入的构成主要为“基础工资+计件工资+职务津贴+年终奖”。基础工资部分相对固定,主要根据被评聘级别而定,而计件工资部分则直接与工作量和工作完成情况挂钩,算大头。这种计件工资类似管理学的计件工资制和量化考核。但这种模式,在体现多劳多得的同时,也加剧了内部竞争。如果领导不善于运用这样的方式,反而会造成人员的流动性,因为有能力的员工自然会去更好的媒体,依靠考核根本留不住人才,考核靠后的员工自然会考虑饭碗问题跳去别的行业或单位。

  ●如果我还在学校,我一定觉得成功的媒体人是那些战地记者、揭黑记者、某篇文章改变了社会上的消极舆论导向的撰稿人、那些风度翩翩能言善辩引领某些话语权的主持人等等;如果我刚毕业,我一定觉得成功的媒体人是那些充满斗志绞尽脑汁去联系采访对象的记者、废寝忘食地去找到独家线索的记者;但现在,我觉得成功的媒体人是那些能够准确找到自己定位并转型成功的媒体人。在我眼中,普利策获奖人转型去做公关就是成功的媒体人,谁说媒体人的成功就意味着要在媒体行业一直干下去?

  媒体工作者收入被严重低估

  王泽(某企业公关总监)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10年前,我一直在体制内的一家新闻机构工作。体制内可以享受体制内的好处,比如有安全感,甚至能满足部分虚荣心。但是,像体制内所有人的感受一样,必须接受层层竞争和淘汰,十二分的努力才有机会获得升迁。有一次,我看到单位里一位工作了三十年的前辈一个月拿到手的工资才6000元左右,我似乎看到30年后的自己。考虑辞职期间,也碰到一些转行出去的朋友,看着他们拿着几万元的月薪天天忙于搞论坛和不同的人沟通联络,而我拿着一个月几千块钱的薪水坐在安静的方格间里和领导辩论着稿子里的之乎者也。我发现,尽管我可以为了新闻理想奋斗一生,但是我不能在京城米贵的地方为房子车子耗尽青春。

  ●跳出体制内新闻机构后,才发现媒体工作者的收入被严重低估。总体说来,曾经的媒体工作经验对媒体人有很多帮助,比如人脉资源、会找新闻点、会写稿。但最大弊端就是媒体人是甲方,公关是乙方。那么多年积攒的傲娇姿态,媒体人就需要立刻撇得干干净净去伺候别人,单这一点,转型就有点儿困难。其次,公关的工作内容,大部分是要跟竞争对手搞信息对抗,这种角色转换也很难。而且很多人40岁在外企会经历比较大的动荡。因为外企一般都会有加薪,公司是否还会考虑用很高的薪水雇用40岁以上的人是个考验。

  ●大部分刚毕业的年轻人,多少都有新闻理想,但当一份理想或者兴趣被辛苦的工作强度和现实打压后,新闻理想慢慢泯灭似乎也是大部分人的心理变化。很多媒体部门需要24小时的轮班,很多女同志也必须投身其中。有时候写一些大的策划稿件,不仅需要很多的数据来源,更需要发现事件背后的新闻点。很多日报的媒体人过得极其辛苦,第二天还得重复同样的工作与生活。

  ●媒体工作本身诟病多多,而大环境的不利因素也让很多媒体人终日惶惶。坊间都在流传纸媒要亡,网媒也不行了,自媒体要大行其道。一些媒体大咖的高调离开,要么去做了公关,要么做了自媒体。很多媒体人开始思索自己的转型之路,所以我觉得媒体人跳槽实在不是新闻。

  为新闻理想的失落而悲哀

  陈先红(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副院长)

  ●看到这则新闻,我为新闻理想的失落而悲哀,为被媒体人看不起的公关而难过。其实,新闻记者和公关人员同样重要。我想说,weakPR=weak soft power,weak PR=Low socialcapital(一个国家的公共关系行业不发达,这个国家文化软实力就比较差,社会资本就比较低)。因此我看到这个新闻的第一反应是,不要秉持“媒体中心论”或者“记者中心论”而看不起公关,公关其实是很智慧的行业,叫智力咨询服务业,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国家智库的角色。

  ●普遍而言,中国脑力劳动者行业的收入都不匹配,媒体人亦如此。不过,媒体行业存在偏低偏高的两极分化现象,比如普通记者和编辑偏低,行政人员偏高;纸媒记者编辑收入偏低,电视媒体记者和主持人收入偏高;传统媒体人收入偏低,新媒体人收入偏高。因此,关于提高媒体行业工资水平应区别对待。至于提高稿酬标准也许应该按质论价,而不是按字数论价或按照体裁论价。

  ●媒体人员的流动性可谓比较频繁,主要向三个领域流动:新媒体,如百度、腾讯、阿里巴巴;自己创办公关公司;进入跨国企业或国内著名企业公关部。当然造成这个现状的原因很复杂,比如传统媒体衰落、工资待遇落差、新闻理想失落……媒体人转行,第一选择或者说最佳选择就是做公关,这是国际惯例。国外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国际上三分之二的新闻从业者跳槽时都会选择公关行业,国内也有调查报告显示:从事与媒体相关工作的新闻毕业生仅53.6%,从事公关与营销的新闻毕业生日趋增加。美国新闻记者与公关从业者的收入差距日益增大,近十年来,美国记者队伍缩小17%,而公关从业者数量上升22%。

  ●媒体人如果转行最适合做的职业就是公共关系。公关这个职业就是新闻记者创造的,他们之间有天生的血缘关系:从历史上看,公共关系这个新职业是《纽约时报》记者李艾维在1904年开创的。当时是为了帮助企业处理危机事件,由媒体记者变身为“驻地记者”或者叫“新闻代理人”;从业务上讲,公关和媒体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寄生关系,处理媒体关系,发布新闻、举行记者招待会、议题管理等等,都是公关公司的主要工作内容,媒体人转行公关驾轻就熟。

  ●很多很有新闻理想的媒体人最后都没有从事媒体行业,主要还是媒体环境造成的,有人为谋生打工,有人为心灵打工,有人为理想打工。记者应该属于后两者。当记者发现整个世界都充满着钱币的叮当声又无力回天时,换一个战场大概是明智的选择。一般社会大众都是把自己卖给报酬,作为享受生活的代价。利益驱动力是确保工作热情和劳动积极性的原始动力。理想和情怀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需要,如果口袋的钞票付得起房租,当然普利策奖更重要。如果这个记者先获得普利策奖,也许就不用担心付不起房租。西方国家的媒体人收入都不高,但美国电视媒体有明星制,大明星们年薪可达数百万美元。

  ●有一句谚语:给弱者以必需,给强者以荣誉。媒体人从来不是弱者,他们被视为公权力的代言人、社会的守望者、人类灵魂的精神高地,在美国理所当然追求的是代表新闻人最高荣誉的普利策奖。我们一直在谈钱,一直在衡量金钱和理想孰轻孰重。这个很滑稽可笑。看似只有不差钱的时候才可以谈理想。我的新闻理想是培养一批能够挖掘真相,监督权力,倡导真善美的专业主义新闻人才。最起码他是一个内心有光的人,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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