鈴聲響徹在暗夜。當我讀完冰凌的幽默小說《騷擾電話》和《婚夜》後，突然有了一種不真實的荒誕感，想笑卻又笑不出來，只有一種莫名的苦澀在心間絲絲蔓延。《騷擾電話》講述了一個看似平凡卻有著意想不到的結局的故事。“近十天來，劉耐家天天被一個無聲電話所騷擾。”作者用平淡的語氣開啟了這個故事。讓我不由想起卡夫卡的《變形記》，而接著讀下去我發現兩者之間的確有些共同點。原來劉耐家是一個保持固定生活規律、其樂融融的家庭。這個家庭表面籠罩著一層“堅實”的外殼，各個成員都按照日常規律，按照習慣一天天過著那恆久不變的生活。而這個騷擾電話就彷彿一枚飛彈無緣無故地投進了劉耐一家平靜如水的生活。騷擾電話每天準時打進，而恰恰又是選在劉家人最重視的晚餐時刻，是一家人團聚享受溫馨晚宴的時刻，於是一家人被搞得心神不寧，莫名煩躁。最令人奇怪的是，打騷擾電話的人從不說話，無論你怎樣追問，用盡溫柔或是恐嚇的語氣都不能叫他說半句話。而電話還是照例打進，你不接他會鍥而不捨地響徹，你接了又只能繼續這個疑惑。對方處於無語狀態，沒有聲音便找不到解釋，找不到理由，這是一個有聲的理智世界所無法解釋的。於是，我再次想起了《變形記》裡那個大甲蟲，格裡高爾變成了大甲蟲，莫名其妙，他依然保有人的思想，卻無法表達，語言變的那麼脆弱，不堪一擊。誰也無法理解格裡高爾的痛苦，沒人明白他的心思。他被所有人厭棄，詛咒。而《變形記》與這篇小說所不同的是，格裡高爾的變形實在太荒誕，以至於一家人都陷入了極度恐慌，他們根本無法用理智解釋，也就是所謂的理智世界沒有一條能指向這樣的變形。而卡夫卡也著力在描寫格裡高爾的內心世界，更無暇顧及他的家人的想法。《變形記》的荒誕有其形而上的哲學抽像。而冰凌小說中的一家人卻並沒有一開始便陷入了理智的恐慌，他們開始為騷擾電話尋找各種解釋。一家人開始有模有樣地推理論證。他們依據自己的理性思維，依據常識來推斷，給那個無聲的他戴上了各式各樣的帽子，當他們玩遍了偵探破案的把戲，找來了民警小毛來恐嚇對方依然不能奏效時，劉家人只有放棄，只有被動地接受。而這時他們找了一個很好的藉口：“學會適應，心理保持平衡，徹底淡化此事，來個冷處理。”劉家人從質疑到抗拒到積極面對再到最後被動接受，經歷了一個曲折的心理過程。從不習慣到習慣，劉家人是怎樣轉變的呢？中國有句老話“如處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也。”說的大概就是這個道理。劉家人接受了這個騷擾電話，其實就是尋找到了它存在的理由。既然不能排除它，索性接受它。正如薩特說的“任何事物都有他存在的理由。”劉家人聰明地變廢為寶，把它當作飯前鈴聲，騷擾電話竟成了美妙生活的序曲，這真是讓人意想不到的安排。於是乎，劉家人不但不討厭它，甚至由被動接受，尋找理由到為它做出了積極合理的安排，這樣它很快便被納入了生活的正軌。這也意味著他們又開始一天天落入了習慣的枷鎖，生活就這樣依照規律繼續進行著。可惜，他們沒料到，他們好不容易建構起來的生活規律又一次被打破。“我們從日常生活體驗中，也不難體察到這樣一個心理學規律，那就是一定量的外界刺激重複作用的結果，久而久之，非但不能強化感受水平和靈敏度，反而會使接受主體的感覺鈍化，使刺激下降到主體的感覺防線以下。這時，如果有意識地變化一下感覺的方式，則外界刺激便會重新讓人感覺到。生活在前沿戰壕裡的士兵，甚至能在連天炮聲中沉酣入睡，而炮火一停，卻乍然猛醒。”騷擾電話停了，幾天都不曾響過，劉家人又一次被莫名其妙地踢出了習慣的軌道。他們故作幽默以掩蓋心虛，卻被女兒的一句話揭露了本質，原來大家“都賤”，“賤”在於每個人都得被慣性，被生活規律捆綁著才能生活，一時脫離了就莫名失措。最後那個打騷擾電話的他終於說話，一聲“謝謝”卻讓“劉家人墜入迷茫的深淵……”

　　一個理智世界無法進入，我們的話語體系又不能解釋的深淵，我們再一次看到現代人的悲哀。這種相似的

　　悲哀在我讀冰凌的另一篇幽默小說《婚夜》時又一次找到。雖然兩個故事發生在不同的時代，一個在文化大革命的專制時代，一個在這種相似的悲哀在我讀冰凌的另一篇幽默小說《婚夜》時又一次找到。雖然兩個故事發生在不同的時代，一個在文化大革命的專制時代，一個在我們現在能暢所自由的文明時代，但主人公一樣逃離不開意識形態的束縛。他們其實並不習慣將自己放置在一個陌生的環境裡，用一套他們並不能真正理解卻在社會習以為常的規範下去操作的思維模式和話語體系來思考、表達。《騷擾電話》裡劉家人如同偵探破案一樣的邏輯推理，《婚夜》裡甫衛東和錢小梅充滿激情的結合都讓人覺得好笑，但他們依照意識形態不自覺地去作卻也是無可厚非，而結果劉家人被一句“謝謝”解放，但又墜入迷茫的深淵，而《婚夜》裡這一對革命小青年卻被一陣敲門聲嚇得驚慌失措，卻讓讀者生發出可笑復可憐的悲憫之情。《婚夜》的成功之處，在於作者一開始便架構了一個光明四射的舞台，那火熱的氛圍讓人性盡情舒展，他們爆發了自身豐富的表演潛能，卻忘記了這光明的背景只是虛擬的，它有多麼脆弱。“五百瓦的大燈懸空而照，房間裡通明，牆上的毛主席像被照得光芒四射，身穿軍裝的毛主席栩栩如生。”兩個革命青年身處其中，“表演”了一場革命的結合。他們用革命話語向對方表白感情，雖然那革命話語顯得多麼單調、貧乏，因為它根本不能表達兩個相愛的人之間微妙細膩的情感。“讓我們團結起來，團結得像一個人那樣。”翻來覆去的這句話因為語氣的頓挫，前後的舖墊才讓人明白他們在做什麼。神聖的革命話語一旦變成強制性的社會意識形態，竟可以與人類最隱秘、最難以傳達的愛情與性結合在一起，真讓人啼笑皆非。很明顯他們已被這一意識形態鉗制，但他們就真正的革命了嗎？答案是否定的。他們一樣是不能真正理解卻不自覺地接受它的。這一點作者幾次向我們暗示。例如甫衛東批評他的舅舅是落後分子，末了卻說：“我上午氣死了，差一點不向他借這個宿舍了。”錢小梅嘴巴動了動，欲語又止。原來愛情還是更重要的。再如肖梅(錢小梅認為其名不夠革命，便自改其名)雙唇抿住缸沿，喝了一口水，在許衛東(出於同樣道理而自改其名)的激勵下，才“閉上眼睛，慢慢地喝了半缸水”，明明很痛苦，卻說“真好喝”。當然文章揭示的最大矛盾就是在肖梅與許衛東寫下了相當於結婚證的結合書，並蓋上了許衛東身上帶著的紅衛兵團印章後，似乎已成為合法夫妻，但是兩人在纏綿過後，一聽到敲門聲就嚇得縮成一團。原來他們也知道自己的結合是不合法的。這個舞台最終被拆除是由於那個看似平淡卻讓人意想不到的結尾“王師傅！開開門！借個煤油爐下麵條……”作者彷彿在告誡主人公：生活才是最真實的。我們最後還是要回到這個平凡而又實在的生活當中。意識形態構築的圍牆在面臨真實的生活時必定會在某一天土崩瓦解。

　　將冰凌的兩篇幽默小說結

　　合起來，這就是夜半鈴聲的出處。他讓我們明白了，人是自由的，不要被習慣，被意識形態深深捆綁，我們要時刻做好準備，說不定哪一天就來傾聽那夜半鈴聲——理智世界的遙遙迴響。

　　選自香港《華人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