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為“往事”。當往事已成往事，便只能存活於人的記憶之中，而敘述亦是一種記憶的方式。記憶是個奇妙的傢伙，在記憶中，往事消散了曾有的意味，而當年未曾意識到的種種，總在多年之後悄然湧上心頭。當記憶被敘述時，呈現的往往是敘述者對往事的感悟。冰凌先生以少年的“我”的視角回望從前，我們卻在字裡行間聽到了一個成年人的輕輕歎息。

　　因為有了這一聲歎息，所以“往事”便不再只是一種時間的倒流，往日時光的再現。毛澤東的“五七”指示在楊絳那裡留下的是《干校六記》，是對氛圍濃重的批判鬥爭的記憶，是勞動的艱辛，是親人分別的疼痛。而在當年仍是個懵懂少年的“我”眼中，轟轟烈烈的運動只不過提供了別樣的遊戲方式，或者說，更廣闊的遊戲環境。所以，“我”和華福、依弟們將去農場參觀視為一次激動人心的郊遊，甚至天真地認為農場有很多牛奶，可以“隨便喝”，以至一個個都不帶水壺，被農場鏟牛糞的人嘲笑的時候還大罵那人是“地富反右壞”。這一類充滿諧趣的場面在小說中多處可見，在這些描寫中，“我”和依弟們令人失笑的言行並非作者要批判的對象，相反的，少年的天真成了作者回顧往事的支點，在作者眼裡，那段歷史或許有種種可笑扭曲之處，正是少年的質樸天真使這段歷史還有著令人懷想的地方。作者似乎想挖掘人性中可貴的綿韌的品質，這種品質可能是為人們不自覺的，卻不因環境的壓抑而消失。然而，這異化的世界中難得的正常，卻只能出現在未諳世事的孩子們身上，孩子們生活在怪異的年代，卻未進入龐大的怪圈的內核，現實的擠壓之下，他們卻還未真切感受到他們的苦惱與快樂和其它時代的孩子無二，害怕老師的呵斥，擔心作業無法完成，抓住一切機會施展他們自鳴得意的聰明才智。但是，環境的似是而非使這些孩子必須無辜地承擔起時代的“瘋癲”。社會對性的壓抑讓成長中的他們得不到正常的性教育，青春期悄然萌生的性意識卻讓他們本能地對性感興趣，這種興趣又正是大人們為之惶恐不已的。因而，華福看女性生殖系統圖一事，會被認為是“階級鬥爭新動向”，一個少年十分正常的好奇心卻成了人們竭力批判的對象。小說最主要的情節是學生們參觀農場給母牛人工授精的過程，以及後來孩子們為完成作文而絞盡腦汁的種種表現。十幾歲的孩子對“人工授精”的過程自然感興趣，同時所謂的來自社會的“成規”又讓他們懵懵懂懂地感到應該對此有所避諱，因而略為“早熟”的女孩白雪“兩手捂著臉，偶爾鬆開指縫，窺視一下。”還背過身子直嚷“不好看，不好看。”而“我”也因作文涉及“人工授精”問題，不敢開口向父親請教。令人啼笑皆非又發人深思的是，孩子們的“創作痛苦”是在模仿了白雪的作文結尾“最後，我們還參觀了科學實驗”才得以解脫。“人工授精”不如“科學實驗”來得冠冕堂皇、光明正大，在語詞選擇之中我們似乎不經意又看到了壓制性話語的存在，而天真的孩子對此竟然無知無覺。

　　另一個讓人覺得饒有興味的角色是小說中帶領孩子們的夏老師，作為一個二十多歲的姑娘，她的性知識似乎比華福們多不了多少。“人工授精”這種略帶性色彩的詞彙足以令她尷尬萬分，以至她始終略講這個詞或是以微妙的“那個”代替，並預先要求學生在參觀的過程“不准講話，不准議論，不准交頭接耳。”夏老師的要求其實正是那個時代的民眾的話語狀態。然而，就在男孩們聚精會神女孩們羞羞答答觀看的時候，夏老師也禁不住好奇心，悄聲問宋老師：“人的是不是這樣？”而當依弟沒有完成作文，卻向夏老師轉告其父的話說“學校搞封資修，叫學生看流氓事情。”夏老師竟然慌了神，連忙搬出白雪的作文當救兵。

　　《往事》讓我們看到了在那個時代壓抑人性的強大力量之下，在被權力話語理念化了的所謂“純潔”之外的另一種真實。作者將這種“真實”寄附在對此似懂非懂的孩子們身上，是否想告訴我們，真實的人性，真正的純潔只能產生在未經戕害的頭腦中？相同的時代語境，人們的不同身體(話語)姿態顯露的其實是不同的精神狀態，那位未曾露面卻讓夏老師感到心驚膽戰的依弟的父親，他的理直氣壯只是一種空洞的表達，而我們透過他窺見的卻是在一個被扭曲的時代中所謂“群眾”的心態。如果群眾的心態僅用一些口號化了的語言就能表達，那麼，在那些麻木不仁的激情背後還剩下些什麼？孩子們的言行在當時或許幼稚甚至可笑，然而這種“幼稚可笑”在人人自覺不自覺地言不由衷的環境中，卻是真正彌足珍貴的。從孩子到成人，並無截然分明的界限，那麼，話語的戕害究竟在何時何地以怎樣的方式悄然侵入人們的頭腦？

　　誠如我們所看到的，冰凌先生的這篇小說始終關注的還是幾個孩子在一個特殊時代的言行與心態，但呈現給我們的卻似乎不僅僅是一段童年的記憶，作者借兒童的視角邁向回憶之途，重新審視了社會變遷歷程中人物與事件背後潛層的歷史和文化內涵。無論是“我”、華福、依弟，還是夏老師與依弟的父親，都無可避免地留下了被時代咬嚙的痕跡。

　　權力• 話語• 身體

　　——評冰凌幽默小說《婚夜》

　　李秋華

　　關於文革記憶的文字非常多，充滿了苦澀而艱難的疑問追問拷問；關於男歡女愛的主題，精彩的描述更是汗牛充棟。若是將二者放置在一起會產生怎樣的效果呢？冰凌的幽默小說《婚夜》就做了這樣一個實驗，實驗結果是喜劇？悲劇？抑或都不是？

　　狹小的房間，房門扣上保險，年輕的一男一女，女主人公錢小梅坐在床沿，故事如何發展幾乎不言而喻。青春期的性渴求，衝動，試探，羞於啟齒，欲迎還拒，水到渠成……若只是這樣，冰凌就不成其為冰凌了。

　　冰凌的與眾不同就在於，他讓那些已為讀者熟悉的“羞於啟齒”與“欲迎還拒”呈現出令人訝異的陌生感和荒誕感。文革時期，關於性的話語被限制在極其狹窄的範圍內。如果沒有詭異的年代做背景，甫衛東和錢小梅的故事也就是一般的男歡女愛的故事。但在一個身體摻雜了外部權力的控制性因素的特殊年代，身體的自我言說權力就只能退居幕後。甫衛東企圖獲取性快感的根據不是他的身體本身的渴望，而是身體之外的話語表達，於是錯位與荒誕出現了。身體的存在是個體最真實的表達，但在甫衛東與錢小梅的“婚夜”過程中，在兩個身體的相互吸引的囈語中，讀者幾乎看不到關乎性的豐富感受的詞語出現。一本《毛選》成了慾望的遮羞布，羞羞答答的求歡躲藏在理直氣壯的“革命”話語背後，聲音產生了，思想卻消逝了，身體被隱蔽了，慾望卻凸現了。一對在慾望灼燒之下的紅衛兵，要如何使自身的慾望表達具備合理性呢？他們想到了“結合宣言書”。為了“永遠團結在一起”，“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兩位“紅衛兵戰士”將自己的名字改為“許衛東”和“肖梅”，喝下由革命聖地延安帶回的延河水，“在敬愛的毛主席像前正式結合了”。也許是出自女性本能的羞澀，也許是還殘留著那麼一點疑惑，在“莊嚴的時刻”到來時，“肖梅”一開始的表現相當僵硬，“許衛東”再一次用毛主席的話說服了她：“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作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思想工作十分成功，肖梅似乎徹底放下了矜持，“叫了一聲，猛然抱住許衛東的腰。” 然而，一陣敲門聲來了，“許衛東和肖梅緊緊相抱，驚恐地望著門。” 似是而非的神聖，終究沒有太大的力量。

　　顯然，冰凌對於“革命式話語”的興趣不止在於對這一套話語本身進行調侃。他似乎要揭示“話語”所投射出的時代與人性的異化。一個時代的特性首先就體現在這個時代人們的話語方式上。文革時期，就與蘇聯的斯大林時期一樣，人們普遍遵循著“新話的原則”——“除了肯定是異端的詞要取締以外，減少詞彙數量也被認為是目的本身。凡是能省的詞一概不許存在。新話的目的不是擴大而是縮小思想的範圍，把用詞的選擇減少到最低限度間接幫助了這個目的。”(奧威爾)“新話的原則”必然反映也必然影響了人們的思維方式並進而影響到人們的行為方式。時代已經成為一種詭異的存在，最能與這個時代相吻合的人物，也就無法遮掩其荒謬的一面了。

　　那麼，什麼是正常？什麼是異化？什麼是虛假？什麼又是真誠？當身體的最大價值在於充當革命的資源，個體就成了模糊的存在，當一個社會遍佈著對性的壓制性話語時，性也就不再是個體與個體之間的某種特質了。“革命式話語”的核心是領袖崇拜，崇拜又產生了對個體的壓制，導致了身體的沉默和邊緣化。然而，在政治權力的控制之下，在精神被外部話語籠罩之時，身體卻依然存留著異於精神的需求，其最強烈的表達就是性慾。表達身體慾望的聲音可以沉默，慾望本身卻不會消亡。由此，自發的真誠產生的卻是煞有介事的荒謬效果：神聖的誓言是對身體慾望的欲蓋彌彰，而慾望的存在就是對壓抑身體的規訓堡壘的敲打。甫衛東和錢小梅的故事或許是身體對精神的“越軌”，或許是身體對精神的撫慰。當一場所謂的“革命”指向對個體的蔑視，對身體的壓制時，身體卻借用“革命”的話語實現了自身的慾望——儘管是通過扭曲了的表達“實現”的——從而形成對壓抑性的意識形態的反諷，構成了對政治權力的另類顛覆，並消解了“革命式話語”本身。

　　對時代的批判，對一種權力話語的顛覆，或許都不是冰凌的最終目的，他的作品包括《婚夜》，在詼諧與深沉兼而有之的筆調之中，總讓人感受到隱含於故事背後更深層的文化焦慮感，以及對人性與人格的關懷。或許正是這種焦慮與關懷，讓他的文字總帶有寬厚的味道，作品裡的人物即使言語荒謬、舉止可笑，在他們身上投射出的卻是作者對生活的嚴肅的思考，甫衛東、錢小梅亦如是。

　　作者單位：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比較文學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