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但是，深入分析起來，這種“確立”既僅僅是“實際上”的，又是剛剛開始。從此開始到1938年初，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還不像後來那樣穩固，而曾經兩次受到衝擊。一次是長征途中張國燾企圖奪取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權；一次是1937年底到1938年初王明企圖取代毛澤東。

　　抗日戰爭爆發後，共產國際、蘇共由於對蔣介石國民黨寄予過高的希望，要求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服從蔣介石的統一指揮，而毛澤東卻始終堅持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為此，共產國際特派王明回國說服中共中央改變政策。

　　為了爭取共產國際的理解和支持，糾正王明在統一戰線政策上的右傾錯誤，中共中央於1938年3月派出任弼時赴莫斯科匯報工作。共產國際領導人通過聽取任弼時的匯報，瞭解到中國抗日戰爭和國共關係的實際情況後，於6月11日召開專門會議，作出《關於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認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7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接見了即將回國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稼祥和繼任者任弼時，代表共產國際作出重要指示。他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毛澤東同志是久經考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你們應該告訴中國共產黨全體黨員，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在實際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季米特洛夫說完這段話，又馬上補充一句：“也應該告訴王明同志，不要再爭吵了！”

　　1938年8月，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王稼祥帶著共產國際的新指示回到延安。

　　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第一天，先由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意見。這些意見極為重要，第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

　　這就從根本上剝奪了王明以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自居，不斷對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說三道四的資本，為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勝利召開掃除了障礙。李維漢後來回憶：“季米特洛夫的話在會上起了很大作用，從此以後，我們黨就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解決了黨的統一領導問題。””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橋兒溝天主堂召開。這是1926年六大以來到會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全會。王稼祥在會上又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有關文件和季米特洛夫的口頭指示。出席會議的王明見大勢已去，只得表示承認毛澤東的領袖地位。這次會議進一步確定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

　　會議通過了《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批准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線，克服了王明右傾錯誤對黨的工作的干擾，確定把黨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敵後。

　　遵義會議後，中共中央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六屆六中全會前的政治局會議上，已經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意見：“在領導機關中要以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陳雲等提議由毛澤東擔任總書記，後來根據毛澤東本人的意見，沒有把這個問題拿到六中全會上去討論，時任中共中央總負責人的張聞天根據共產國際指示的精神，在六中全會上首先向毛澤東提出“讓位”。當時毛澤東不主張這樣做。張聞天尊重毛澤東的意見，沒有堅持己見。

　　張聞天會後主動將工作轉移給毛澤東。他雖然仍主持會議，但一切重大問題實際上都已由毛澤東作決斷。不過，毛澤東是大事抓得緊而不愛管具體事的人，所以一般日常工作還是由張聞天處理，中央秘書局也跟著張聞天。但中央簽發的文件和電報等，排名順序多以毛澤東居首。可以說，這時黨中央的領導工作實際上已完全轉移到毛澤東方面。

　　從組織手續上講，張聞天、毛澤東黨內最高職務交替過程正式完成，也就是說，毛澤東正式成為全黨最高領袖，是在1943年3月。

　　張聞天對毛澤東是尊重的，大事都同毛澤東商量，聽毛澤東的意見，然後開會討論。毛澤東的主張、方針、策略，在張聞天這裡通行無阻，然後寫文件、發電報。這一類文字張聞天寫得多些。據說，中央檔案館現在保存的電報中，從1935年10月到達陝北起，至1938年10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開完為止，有張聞天個人署名或者與別人聯名的電報一共是451份，其中“毛洛”或“洛毛”聯名的就有286份之多，佔了將近三分之二。毛澤東當著人們的面說張聞天是“明君”，叫張聞天妻子劉英為“娘娘”。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規定：政治局推選毛澤東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軍事、政策和組織問題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通過。書記處是政治局的日常工作辦事機關，它在組織上服從政治局。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毛澤東為主席。書記處會議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權。在政治局及書記處之下，設立宣傳委員會和組織委員會，這兩個委員會是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助理機關，毛澤東任宣傳委員會書記，劉少奇任組織委員會書記，張聞天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組織委員會委員。

　　張聞天正式離開書記處。對這次職務變動，他思想上早有準備。

　　實際上在六中全會之前，宣傳工作與幹部教育工作主要是張聞天過問的。當然，六中全會以後，宣傳和幹部教育就成了張聞天的主要工作了。從1939年2月起，他又兼任了幹部教育部部長(1940年初宣傳部與幹部教育部合併為宣傳教育部，部長仍為張聞天)；1941年3月中央決定調整刊物，《解放》、《共產黨人》兩個刊物擴大編委，都由張聞天“負總責”。六中全會後於1939年初成立的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主持陝甘寧邊區以外的西北陝、甘、寧、青、新、蒙各省地下黨的工作，尤其是少數民族工作)，雖由張聞天兼任書記，但日常工作都交給羅邁和賈拓夫負責。所以，從六中全會以後到延安整風之前這3年間，張聞天的主要工作在黨的理論建設、幹部教育、宣傳文化工作等方面，成績卓著，建樹良多。

　　縱觀張聞天、毛澤東之間最高職務交替的全過程，不難看出，是十分順利的。究其原因，劉繼興認為,除了毛澤東自身卓越的領導才能而深得全黨信賴這一根本原因外，還由於張聞天的高尚品質。張聞天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尊重毛澤東、維護毛澤東，與毛澤東等同舟共濟，度過了遵義會議後的極端困難時期。因此，在最高職務的交替過程中，張聞天始終是毛澤東的有力支持者，為逐步確立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最高領袖地位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

　　毛澤東曾同王震說過：“洛甫這個同志是不爭權的。”張聞天說：“這是對我的最好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