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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看普利策奬得主逃離新聞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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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 堪稱美國新聞界的“奧斯卡奬”——普利策新聞奬,日前在紐約揭曉。其中,39歲的加州地方報記者羅布·庫茲尼亞與兩位同事,用細緻的50多篇調查報導,揭露當地教育貪腐事件,獲得普利策奬地方報導奬。同時,來自南卡羅來納州《信使郵報》的31歲的年輕記者納塔莉·哈夫,因參與報導該地嚴重的家暴與相關犯罪問題,獲得普利策公共服務奬。

  但算是新聞中的新聞是,庫茲尼亞與哈夫這兩位年輕的普利策奬新晉得主,卻不約而同地不久前放棄了自己珍惜的新聞職業,轉而投入公關行業。不知這是兩位前新聞人的尷尬,還是普利策奬的尷尬?

  新聞奬的獲得者卻已不是新聞人,這引發了輿論高度關注。有網民唏噓:新聞人都去做公關了,誰來給我們“拔糞”!但新晉得主庫茲尼亞的答案卻簡單又震驚:因為付不出房租。這是一個令人沮喪的回答,卻也刺痛了無數新聞人敏感的內心。

  新聞記者大多被戴上“無冕之王”的光環,但現實其實很骨感。在美國,新聞媒體人的薪酬處於中等以下,而工作辛苦指數卻高居職業排行表前列。媒體業十分發達的美國亦如此,中國大多數媒體人生存狀況亦不容樂觀。

  【作者】《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宋媛發自北京

  買得起房才能安心談理想

  陳靜(北京媒體人)

  ●看到這則新聞,我並不驚訝反而很理解。我工作9年,現在負責一家平面媒體幾個版面的編輯工作。工作內容每天不一樣(畢竟新聞每天都有新的),但這種工作模式我已經有些疲憊和厭倦,曾以為的新聞理想也許在這樣的厭倦和疲憊中消失殆盡。曾經有人说不能把自己的興趣當工作,我現在真正理解了這句話。

  ●我所在單位的人員流動比較頻繁,辭職的同事有的去別家媒體,比如去互聯網媒體、電視媒體;有的去外企做公關;還有人去企業做管理。我自認為還算有新聞理想,所以一直不願離開媒體這個行業,加之我對跳槽可能帶來的風險比較謹慎,所以從未想過跳槽。談起未來的規劃,说實話我不敢妄言,因為中國近幾年媒體環境的變化可謂日新月異,媒體人的收入能否跟得上形勢,這是我必須考量的問題,因為我只有吃飽飯才能記得自己的理想,買得起房才能安心談理想。

  ●剛畢業時,我的工作與同學的工作相比算收入很高的了。工資收入的構成主要為“基礎工資+計件工資+職務津貼+年終奬”。基礎工資部分相對固定,主要根據被評聘級別而定,而計件工資部分則直接與工作量和工作完成情況掛鉤,算大頭。這種計件工資類似管理學的計件工資制和量化考核。但這種模式,在體現多勞多得的同時,也加劇了內部競爭。如果領導不善於運用這樣的方式,反而會造成人員的流動性,因為有能力的員工自然會去更好的媒體,依靠考核根本留不住人才,考核靠后的員工自然會考慮飯碗問題跳去別的行業或單位。

  ●如果我還在學校,我一定覺得成功的媒體人是那些戰地記者、揭黑記者、某篇文章改變了社會上的消極輿論導向的撰稿人、那些風度翩翩能言善辯引領某些話語權的主持人等等;如果我剛畢業,我一定覺得成功的媒體人是那些充滿鬥志絞盡腦汁去聯繫採訪對象的記者、廢寢忘食地去找到獨家線索的記者;但現在,我覺得成功的媒體人是那些能夠準確找到自己定位並轉型成功的媒體人。在我眼中,普利策獲獎人轉型去做公關就是成功的媒體人,誰说媒體人的成功就意味着要在媒體行業一直幹下去?

  媒體工作者收入被嚴重低估

  王澤(某企業公關總監)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2010年前,我一直在體制內的一家新聞機構工作。體制內可以享受體制內的好處,比如有安全感,甚至能滿足部分虛榮心。但是,像體制內所有人的感受一樣,必須接受層層競爭和淘汰,十二分的努力才有機會獲得升遷。有一次,我看到單位裏一位工作了三十年的前輩一個月拿到手的工資才6000元左右,我似乎看到30年后的自己。考慮辭職期間,也碰到一些轉行出去的朋友,看着他們拿着幾萬元的月薪天天忙於搞論壇和不同的人溝通聯絡,而我拿着一個月幾千塊錢的薪水坐在安靜的方格間裏和領導辯論着稿子裏的之乎者也。我發現,盡管我可以為了新聞理想奮鬥一生,但是我不能在京城米貴的地方為房子車子耗盡青春。

  ●跳出體制內新聞機構后,才發現媒體工作者的收入被嚴重低估。總體说來,曾經的媒體工作經驗對媒體人有很多幫助,比如人脈資源、會找新聞點、會寫稿。但最大弊端就是媒體人是甲方,公關是乙方。那麼多年積攢的傲嬌姿態,媒體人就需要立刻撇得乾乾淨淨去伺候別人,單這一點,轉型就有點兒困難。其次,公關的工作內容,大部分是要跟競爭對手搞信息對抗,這種角色轉換也很難。而且很多人40歲在外企會經歷比較大的動蕩。因為外企一般都會有加薪,公司是否還會考慮用很高的薪水僱用40歲以上的人是個考驗。

  ●大部分剛畢業的年輕人,多少都有新聞理想,但當一份理想或者興趣被辛苦的工作強度和現實打壓后,新聞理想慢慢泯滅似乎也是大部分人的心理變化。很多媒體部門需要24小時的輪班,很多女同志也必須投身其中。有時候寫一些大的策劃稿件,不僅需要很多的數據來源,更需要發現事件背后的新聞點。很多日報的媒體人過得極其辛苦,第二天還得重覆同樣的工作與生活。

  ●媒體工作本身詬病多多,而大環境的不利因素也讓很多媒體人終日惶惶。坊間都在流傳紙媒要亡,網媒也不行了,自媒體要大行其道。一些媒體大咖的高調離開,要麼去做了公關,要麼做了自媒體。很多媒體人開始思索自己的轉型之路,所以我覺得媒體人跳槽實在不是新聞。

  為新聞理想的失落而悲哀

  陳先紅(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副院長)

  ●看到這則新聞,我為新聞理想的失落而悲哀,為被媒體人看不起的公關而難過。其實,新聞記者和公關人員同樣重要。我想说,weakPR=weak soft power,weak PR=Low socialcapital(一個國家的公共關係行業不發達,這個國家文化軟實力就比較差,社會資本就比較低)。因此我看到這個新聞的第一反應是,不要秉持“媒體中心論”或者“記者中心論”而看不起公關,公關其實是很智慧的行業,叫智力諮詢服務業,某種程度上扮演着國家智庫的角色。

  ●普遍而言,中國腦力勞動者行業的收入都不匹配,媒體人亦如此。不過,媒體行業存在偏低偏高的兩極分化現象,比如普通記者和編輯偏低,行政人員偏高;紙媒記者編輯收入偏低,電視媒體記者和主持人收入偏高;傳統媒體人收入偏低,新媒體人收入偏高。因此,關於提高媒體行業工資水平應區別對待。至於提高稿酬標準也許應該按質論價,而不是按字數論價或按照體裁論價。

  ●媒體人員的流動性可謂比較頻繁,主要向三個領域流動:新媒體,如百度、騰訊、阿里巴巴;自己創辦公關公司;進入跨國企業或國內著名企業公關部。當然造成這個現狀的原因很複雜,比如傳統媒體衰落、工資待遇落差、新聞理想失落……媒體人轉行,第一選擇或者说最佳選擇就是做公關,這是國際慣例。國外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國際上三分之二的新聞從業者跳槽時都會選擇公關行業,國內也有調查報告顯示:從事與媒體相關工作的新聞畢業生僅53.6%,從事公關與營銷的新聞畢業生日趨增加。美國新聞記者與公關從業者的收入差距日益增大,近十年來,美國記者隊伍縮小17%,而公關從業者數量上升22%。

  ●媒體人如果轉行最適合做的職業就是公共關係。公關這個職業就是新聞記者創造的,他們之間有天生的血緣關係:從歷史上看,公共關係這個新職業是《紐約時報》記者李艾維在1904年開創的。當時是為了幫助企業處理危機事件,由媒體記者變身為“駐地記者”或者叫“新聞代理人”;從業務上講,公關和媒體存在某種程度上的寄生關係,處理媒體關係,發布新聞、舉行記者招待會、議題管理等等,都是公關公司的主要工作內容,媒體人轉行公關駕輕就熟。

  ●很多很有新聞理想的媒體人最后都沒有從事媒體行業,主要還是媒體環境造成的,有人為謀生打工,有人為心靈打工,有人為理想打工。記者應該屬於后兩者。當記者發現整個世界都充滿着錢幣的叮噹聲又無力回天時,換一個戰場大概是明智的選擇。一般社會大衆都是把自己賣給報酬,作為享受生活的代價。利益驅動力是確保工作熱情和勞動積極性的原始動力。理想和情懷則是一種更高層次的需要,如果口袋的鈔票付得起房租,當然普利策奬更重要。如果這個記者先獲得普利策奬,也許就不用擔心付不起房租。西方國家的媒體人收入都不高,但美國電視媒體有明星制,大明星們年薪可達數百萬美元。

  ●有一句諺語:給弱者以必需,給強者以榮譽。媒體人從來不是弱者,他們被視為公權力的代言人、社會的守望者、人類靈魂的精神高地,在美國理所當然追求的是代表新聞人最高榮譽的普利策奬。我們一直在談錢,一直在衡量金錢和理想孰輕孰重。這個很滑稽可笑。看似只有不差錢的時候才可以談理想。我的新聞理想是培養一批能夠挖掘真相,監督權力,倡導真善美的專業主義新聞人才。最起碼他是一個內心有光的人,一個充滿正能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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