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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松金子:蔣介石與戴季陶“雙鳳求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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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道是:“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然自古風流名士往往命運多舛,少壯倜儻、風月浪漫,卻晚景凄涼、落寞。遠的不说,像民國時期的張學良、陳佈雷、戴季陶、汪精衛、白崇禧等位高權重者,莫不如此。其中要數戴季陶這位蔣介石的“金蘭兄弟”、“良師畏友”的人生,最耐人尋味。

  戴季陶 (1891年-1949年),名傳賢,字季陶,晚號孝園,筆名天仇。原籍浙江省吳興,生於四川廣漢。中國國民黨創始人之一,也曾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最早的研究者之一。因忠於孫中山,不能同入兩黨而脫離共産黨。后直接充當了蔣介石的“文膽”和“決策顧問”。他一生先后任孫中山第一秘書、護法軍政府法制委員會委員長、大元帥府秘書長、國民黨外交部代理外交次長、黃埔軍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國民黨中央執委、宣傳部長、國立中山大學校長、中華民國考試院長等高層要職。然這位中華民國政府的核心人物,臨終卻在廣州住所服安眠藥自殺。

   異國求索時遇孫蔣

  戴季陶11時歲就入成都留日預備學校,受老師徐炯影響,傾向反滿。14歲赴日本讀師範學校,1907年,與馬軍武、宋耀如等人在日本大學(前身是日本法律學校)讀法科,在那裏認識了蔣介石,蔣是浙江奉化人,戴祖籍系浙江湖州府吳興縣。蔣很注重宗族觀念,異國遇故知,倍是親熱,由此兩人義結金蘭。

  1909年戴回國,在江蘇地方自治研究所任主任教官。次年到上海任同盟會所辦《天鐸報》主編,因鼓吹反清被追捕,再次流亡日本,后轉赴南洋檳榔嶼(今屬馬來西亞),任《光華報》編輯。因文化理論功底深厚,當時孫中山先生的妻子盧慕貞與孩子們正住檳榔嶼,欲請國文教師,經雷鐵崖介紹,戴季陶受聘成為孫中山兩個女兒孫琰(15歲)與孫琬(14歲)的國文教師。每天教習兩小時,全家人對這位博學多才的老師印象很好。

  1910年戴正式加入同盟會。1911年12月29日孫中山從海外回滬,上海同盟會總部開會歡迎孫中山,戴作為同盟會員從日本回國參加了這次活動,第一次與孫中山直接交談。孫得知戴曾擔任過自己女兒的家庭教師時很高興。后來,盧慕貞領着女兒們從南洋到南京與任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團聚,戴因緣常去孫中山寓所請教,兩人關係日益密切。1912年10月,孫中山於上海設立鐵路督辦辦事處,戴因是同盟會員,又受陳其美、張靜江舉薦,孫中山亦讚賞其文筆,便聘為隨身秘書兼日文翻譯,參與二次革命軍事聯絡活動。之后,孫夫人與孩子回廣東老家,戴季陶夫人鈕有恆便主動承擔起照顧孫中山飲食起居的事情,孫與戴也因而進一步加深了感情。跟隨孫中山身邊十多年裏。戴形容孫中山對他是:“愛護之殷,關垂之切,實已超出師之於弟,直與父子無異。”

  1916年,戴季陶隨孫中山從日本回國后,次年任護法軍政府法制委員會委員長兼大元帥府秘書長,每天去孫中山寓所聽孫講建國綱領,並擔任記錄。孫共講了3個多月時間,戴將這些記錄整理成了《民國政治綱領》、《錢幣革命》兩本書,使孫中山思想得以流傳於世。孫許多重要的檔案、宣言及“三民主義”的全部演講記錄都是戴季陶審訂出版的。因孫中山眼睛不好,戴季陶還要為孫讀書報,以便孫及時掌握時局動態。1918年4月,林森署理軍政府外交部長,戴擔任代理外交次長,由此成為國民黨內的核心人物。

   少壯得志風月無邊

  在日本,戴季陶與蔣介石几乎同時間認識孫中山。當時,清政府促請日本政府協捕孫中山。日政府表面答應,暗中卻指派“黑龍社”保護孫。其間陳其美、蔣介石、戴季陶常到“黑龍社”參與孫組織的活動。在那裏邂逅房東18歲的美少女——重松金子(又名:津淵美智子、愛子)。其時,重松金子的身份是“黑龍社”護士。表面上“黑龍社”是民間組織,實際是半官方特務組織。金子的任務就是靠近這些中國反清精英來親善日本。蔣、戴又正處青春茂盛,寂寞難耐。故第一眼見到金子,戴和蔣就被迷住,兩人開始了對金子的追求。戴畢竟年輕蔣幾歲,英俊、溫雅、倜儻,文才好。金子更傾心於戴,戴經常寫日文情詩給她並約看電影,如此兩人很快同居。蔣雖妒忌,卻不能強人所愛。據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正式對外公開的蔣介石(1918年~1931年)的日記記載:蔣介石性格有五大壞毛病:好色、多疑、暴躁、任性、孤僻。蔣對自己的毛病亦有反省。如他在街上看到美女,當天的日記就會記錄:“見艷心動,記大過一次。”戴也知蔣心思,覺得不能讓一個日本女人疏遠了“金蘭”兄弟,緣此也默許蔣與金子親密相處,故才有了戴、蔣“雙鳳求凰”之说。

  1916年初,戴隨孫中山回國。蔣仍留日本。是年10月6日重松金子産下一男嬰。其父母知此大怒,令把嬰兒交還其生父。金子雖然是在和蔣介石相好時生下這孩子,但蔣和金子相處時間很短,蔣心知那孩子不是自己的,是她和戴季陶的后代。不久,蔣接孫中山令回浙江。金子只有再找機會去上海尋戴季陶。

  1918年,已移居浙江湖州潛園的戴季陶因革命需要在上海、浙江、廣東等地活動,常無定所。為了照顧好戴的身體和家務,1922年初夏,戴妻鈕有恆便將自己外甥女趙文淑帶到上海漁陽裏戴居所服侍戴。豈料3個月之后,鈕有恆赴滬看戴,一進門發現丈夫與外甥女趙文淑通姦,一氣之下出了門,並把此事相告吳忠信(戴朋友中鈕有恆最信任的人)。經吳耐心勸慰:家醜不外揚。鈕忍辱回了四川……此事戴的秘書趙文田(趙文淑之弟)在后來所著《戴季陶自殺真相》一書中亦有記載:“因戴妻鈕有恆需在家經營500畝水田,考慮戴患有神經衰弱症……結果戴將趙文淑奸污。”之后,戴與趙一直過着不清不楚的“夫妻生活”。

  故,1919年重松金子帶著兒子來中國上海尋戴季陶時,他心猶如螞蟻爬在熱鍋上……他又怎敢接受這個“私生子”呢?自己是有婦之夫,夫人鈕有恆(早期同盟會員。曾與秋瑾一同革命)比他年長4歲,性情又剛烈,對這個多情“弟弟”素來管得很嚴。戴對這位“姐姐”也又愛又怕。如果讓“姐姐”知道怎麼收場?更何況眼前還有趙文淑這個女人在身邊。

  據蔣介石前妻《陳潔如回憶錄》中说,蔣曾親口告訴她蔣緯國是怎樣和他結父子之緣的。蔣说:“幾個月前,當我在上海環龍路44號總部的時候,門鈴響了幾次,我開開門,想不到站在門前的是一位日本女士,手牽着一個小男孩。因為她是一位我在東京認識的舊友。‘你好嗎,愛子女士?你何時到上海的?請進來。’”愛子鞠躬道:‘這個男孩子是戴季陶的骨肉,你看他樣子像他父親嗎?’”“我現在上樓叫戴季陶下來跟你見面。”蔣介石一邊叫着戴季陶的名字一邊衝上樓,聽到蔣的叫聲戴關門后對蔣小聲说:“我在日本流亡生活的那一頁已是明日黃花,現已有妻子兒女,無法恢復跟愛子的關係,介石,我的好兄弟,請你替我找個藉口,趕快把她和那小孩送走……”

  蔣下樓后對愛子说:“愛子,真抱歉,季陶已外出,我不知他何時能回來。你有什麼話,願意讓我轉告他嗎?”聽完此話,愛子傷心得差點哭出來,然后自言自語:‘我此次來上海的決定錯了。我原相信他的甜言蜜語,以為他真的愛我。我們可以恢復以前的關係,這是他離開日本時向我作的承諾。’最后她一咬牙,對我说:‘蔣先生,請代我告訴季陶,如果他不要他自己的孩子,我也不要了!’说完,她吻了小男孩一下,發瘋似地衝出了門”……

  正在戴騎虎難下時,蔣介石為他解了圍:留下了孩子,給了愛子一筆錢將其送回了日本。但孩子怎麼辦?蔣又仗義地表示:由他的側室姚冶誠撫養,做他的兒子。戴欣然同意。於是蔣介石將孩子攜回奉化,交由姚冶誠撫育,取名“蔣緯國”。重松金子於1921年在日本去世。

  這個難以了斷的情債,經蔣介石斡旋而化解,戴自是萬分感恩。曾在后來給蔣的信中如此如此表露:“自信愛兄,唯有一愛,有愛之變體成為痛則有之,決不成為憤也。”蔣回通道:“兄之待吾,私愛之厚,道義之深,有過孫先生與靜江之待吾。而吾之待兄,故亦奉為良師畏友”。此后,基於戴與孫中山的關係,屢屢向孫引薦蔣介石,因此,蔣介石從黃埔軍校校長到總統之路,戴季陶為他做了鋪墊。

  此外,戴艷史中另一個侍女不能不提:那是1926年8月7日,廣東大學改名“中山大學”,戴季陶被任命為第一任校長后,張靜江和朱家驊帶着一妙齡女子趙令儀(張靜江義女)來看戴,當時戴正猶豫,怕“姐姐”知道。這時張靜江说:“我知道,你上海那邊也有個姓趙的,她不是已離你回娘家了嗎……安排令儀到你身邊,蓮姐(鈕有恆)是同意的。”聽到此話,戴這才吃了定心丸。從此,趙令儀成為戴身邊的第4位女人。可嘆的是直到臨終,戴也沒給她一個名份。凄涼孤老於成都吉祥巷1號。

   兄弟疏遠因在美齡

  1922年6月陳炯明叛亂,炮擊廣州總統府,孫避難於永豐艦,戴季陶勸蔣介石回廣州保衛孫中山,蔣聞訊后赴廣州登永豐艦與孫協同指揮作戰40余天,后脫險,蔣並著《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因此得孫重任。以至於1924年黃埔軍校初建時,蔣曾提出辭職,孫中山不但不批,還先后派鄧演達、胡漢民等勸蔣赴命,蔣不為所動。最后孫還是派蔣的“良師畏友”戴季陶親赴溪口苦諫:“你的心思我明白,其一,此次你沒被選進中央核心機構,孫總理只讓你當了個籌委會委員長是大材小用;其二,你不想與共産黨人(譚平山、林伯渠、毛澤東都在其中擔任要職)合作,更不願受制於廖仲愷。我说得沒錯吧?”蔣這才回到廣州黃埔,可謂知蔣者莫過於戴。

  是年6月16日,蔣被孫任命為黃埔軍校校長;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自此蔣、戴基本掌握了國民黨軍權。戴所發表的系列學術文章均被蔣列為黃埔軍校“孫文主義學會”必研教材。然一個月后,戴神秘失蹤。原委是遭國民黨老右派張繼、謝持等右派勢力排擠,故一氣之下不辭而別,回到孫中山身邊。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平逝世。作為孫的秘書,戴季陶因受孫垂愛,一直跟隨其左右,幾成孫的代言人。國民黨左、右兩派圍繞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産生的分歧和鬥爭日益尖鋭,戴以孫中山思想正宗傳人自居,連續發表《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本小冊子擁蔣,為蔣介石戰勝汪精衛而篡權提供了理論根據。

  戴擁蔣主因有二:一是出於“金蘭兄弟”;二是感恩緯國過繼於蔣;這種在國民黨內獨一無二的關係。也是戴穩坐考試院長之位20年的根基。平日裏兩人即便因事爭吵,過后仍稱兄道弟。

  如1935年,蔣介石在戴告假離京時未與戴季陶這個考試院院長商議而頒佈了第一批《簡體字表》,戴得知后到蔣辦公室大發雷霆,最后蔣讓步,以國民政府名義下了“不必推行”簡化字的命令后,戴才罷休。即使到此時,兄弟之情依舊如前。

  那麼,最終是什麼原因才使這對“金蘭兄弟”開始漸行漸遠呢?源起總統夫人——宋美齡。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戴季陶支持何應欽等討伐派,平定張、楊。但與何應欽不同的是,何是為取代蔣;戴確是為蔣安全。不料卻遭宋美齡、孔祥熙、宋子文誤解,戴與宋美齡發生了激烈爭吵。美齡在陪蔣返南京后,即發表了《西安半月記》和《西安事變回憶錄》,不點名地批評了戴季陶。戴知道,回憶錄雖以宋美齡名義發表,但是經蔣同意的,其中意味不言而喻。此后,蔣介石也不像以前那樣對他無話不談,事事問計於他,甚至一些重要會議,也不通知他參加。戴深深感到了蔣對他的不信任,兄弟之情一落教千丈。

  他感到極度失落,精神恍惚,身邊人十分擔憂,因為戴曾有過兩次自殺:

  一次是1922年,孫中山派戴季陶作為代表,赴川宣傳貫徹他“軍閥息兵停戰、發展實業”的主張。戴帶着秘書趙文田、隨員陳鳴謙等,在農曆九月初四乘船返川。途中戴季陶神色呆滯,獨自一人在船舷來回踱步,想到自己與重松金子和趙文淑的孽情,他無以面見原配鈕有恆……至晚11點時分,船至宜昌時,跳入江中……幸被漁民救起。赴川一事因此擱淺。

  第二次是1926年春天,趙文淑生下一女,取名家祥。之后,戴季陶更是時時倍受自責的煎熬……在去香港的客輪上再次投江自殺。又被同行的朱家驊拉住才投江未遂。

  兩次自殺未遂后,戴覺得是“佛在保佑”他命不該絶。兒時母親篤信佛教,他出於好奇也常跟母親燒香拜佛,這之后,他對佛教深信不疑,心想生死由佛來定吧。於是開始每天燒香拜佛,還給自己取法號——“潛園居士”。直到1942年鈕有恆患腦溢血去世后,戴季陶才與趙文淑正式結為名正言順的夫妻。

   曲終人盡魂歸佛地

  失寵后的戴季陶,身體每況愈下。1948年7月,又收到一封恐嚇信,寫信人自稱曾是國民黨《中央日報》軍事記者。聲稱掌握了戴當年勾結日本女間諜“南造雲子”的秘密材料,威脅以20根金條做交換。戴先拒,后同意交換,取回材料后付之一炬。不久南造雲子被軍統暗殺,加之在中共公佈的戰犯名單中,戴季陶名列其中,由此戴整日憂心忡忡,終於1948年7月10日辭去擔任了20年的考試院長職務,改任國史館館長。

  戴季陶才華橫溢又生性多愁善感,易哭易笑,有“戴神經”之稱。就在戴死前的3個月,當陳佈雷自殺時,戴季陶於陳佈雷床前大哭:“啊佈雷兄,佈雷兄,我跟你去!我跟你去!人生總有一死,我的心已死,讓我跟你一起去吧!”並一下撲到陳佈雷屍體上。乍聽,這話是在對陳佈雷说,實則是说給蔣介石聽的。他的這種性情抑或成為他的悲劇所在。

  1949年1月戴到廣州養病,不久,他將11個平時拜佛用古銅鑄造的千手觀音親自送到六榕寺,與殿中佛教會同仁胡毅生談禪:言詞中示意,不久自己會脫離此惡世……

  同年1月21日,蔣介石被迫下野。但仍以台灣為“復興基地”操控國民黨殘局,通知戴季陶入台。戴拒:“不去了,但願回四川老家以竟終年,伴父母於九泉,盡人子之責。”

  接着,孫科將行政院遷廣州,在廣州東園看中戴的房子,先是商量,但未等答覆,就把戴季陶的行李搬到另處——三幢二樓十九號(即今中山一路東園地段),戴見所搬房子簡陋,極為傷感:“孫科太看不起我了。”是日晚,失眠達到頂峰,靠不斷服用安眠藥來安睡。

  2月10日,他對秘書说:“國軍難以據守西南,四川必為共産黨所得。他們不會放過我,我也不甘當他們的階下囚。”據他的后妻趙文淑说,戴季陶隨國民政府遷都廣州后,就閉門謝客。既不情願隨蔣介石落寞台灣,又怕回成都后成為共産黨的俘虜,因此心裏十分矛盾。

  兒子戴安國本已為他准備了飛成都的飛機,怎奈連日風雨大作。直到2月10日下午,天氣才見晴朗,是夜凌晨2點,戴到趙文淑的內室说:“已經吃過多次安眠藥,還非常亢奮,頭腦脹痛如裂,比死還難過。”趙勸慰后他回了房間。

  2月11日晨,趙文淑未見戴起床,進房一看,發現戴作側身卧狀,面色赤紅,氣息微弱,立即電話醫救。但為時已晚。9時許,政界和軍界要人齊集房前肅立。10點后,醫生宣佈:戴院長服藥過多,施救無術,已經逝世。

  已逃台的蔣介石得知戴自殺報告。既遺憾又欣慰:較那些“臨難變心”投共的“亂臣賊子”,他忠於黨國。故而蔣在輓詞中贊其“才識恢宏,勛尤懋著”。

  戴死后遺體與原配鈕有恆合葬於成都郊外西棗子巷太夫人墓地。解放后不久,戴氏墓移葬於城郊羅家碾的一個竹園裏。“文革”時墓又被盜。屍骨幾經折騰。

  自戴、蔣去世后,關於蔣緯國的身世之謎成為兩岸人熱議的話題。鑒此,1996年蔣緯國在80大壽前夕在接受台灣媒體採訪錄像中披露:1940年,他從德國留學回國,第一次在蔣介石書房看到一本由美國作家所著《亞洲內幕》的書,書中講到“蔣緯國是戴季陶和一個日本護士所生”。他不敢問蔣介石,於是他拿着這本書去找“義父”(戴季陶)追問自己身世,戴站在鏡子一邊,鏡子另一邊是蔣介石像,要蔣緯國對照中間鏡子看像不像自己?蔣緯國一看很像,便知道戴預設了他們的父子關係。

  於是,1986年,蔣緯國為紀念生身父,特意專程至台中,托人塑造了一尊戴季陶銅像。

  1988年,蔣緯國又派人與上海民革的老國民黨員取得聯繫,開始尋找生父戴季陶墓地。但原墳墓被盜,蔣緯國又與大陸公安機關偵查人員多方偵查和經盜墓人供述,最終在屍骨所在地找到了3個頭顱和一堆遺骨,經法醫鑒定3個頭顱均為一男二女。確定了戴季陶、戴母和鈕有恆的身份。得知消息的蔣緯國欣慰地说:“數十年之夙願一朝終成。”經蔣緯國同意,戴氏遺骨先在大陸火化,后運往台灣舉行祭奠儀式,再運回大陸,最終安葬於四川成都昭覺寺。從此,戴季陶魂歸佛地,得以安息。

  這位與蔣介石由“義結金蘭”到“雙鳳求凰”再到“榮辱共存”的兄弟,壯志未酬身先喪。晚年的失寵落寞,昭示世人:天下無不散的筵席。再好的合伙人也難避“合久必分”的歷史規律。真可謂:憶往昔,得志風流,位高權重。到頭來,終落得:問君幾多愁,一江春水向東流。(曾文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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