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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辛亥革命功臣精英們的局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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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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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要革除千年的皇帝專制制度,代之以民主共和憲政,這樣的制度革新中國自古所無,可為我國開天闢地的一場真正的革命。由於南北談判成功,清廷順利退位,沒有造成很大的社會動蕩,也是歷史上改朝換代中損失最小的一次奇跡性變革。革命派的主要功臣,及陸續參與進來的立憲派精英,也包括部分願意改革的舊清官僚,主要是袁世凱為首的北洋派軍政大員,都做出一定的貢獻。尤其是革命派的功勛,震古爍今,堪稱偉業。然而毋庸諱言,革命與共和國建立過程中,功臣與精英們的思想行為存在一系列的缺陷,這些局限也為最后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首先是狹隘的民族主義遮蔽着革命的核心目標。中國同盟會把“驅除韃虜”作為其革命綱領的首要任務與核心內容之一。革命派的《民報》與改良派的《新民叢報》爭論的基本分歧之一,就是是否把滿族人視為外國人。孫中山在1897年就說:“帝位與清朝的一切高級文武職位,都是外國人佔據着。”武昌起義后以都督黎元洪名義向海內外發布了《佈告全國電》等十個電文,涉及民主共和憲政的字眼寥寥可數,而“復大漢之山河”之類的呼喊連篇累牘。上海《軍政府佈告》也有“共討滿賊,報我漢族之仇”諸句,江蘇都督府的大旗上寫有“興漢安民”幾個大字。南京政府孫中山以臨時大總統名義發布的文告中,“滿人竊位”、“異族專制”之類的字句也比比皆是。最有諷刺意味的是,南京臨時政府諸公得悉清帝退位的第三天,居然爬上紫金山去祭奠朱元璋,把辛亥革命與光復大明江山混為一談。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瀰漫的直接后果,就是把革命目標看作是向滿清奪權,而輕視革命成功后如何建設一個人民共和國的民主憲政體制。

  由是,民國建立之初,政權轉移到漢人手中、國號的改變和公佈了幾個不成熟的法律,孫中山、黃興諸人就以為革命已經成功,宣揚民族、民權主義已達目的,三民主義只剩下一個民生主義還須努力。於是,孫中山准備離開政治舞台,到處講:“今日修築鐵路,實為目前唯一之急務。”“鄙人擬於十年之內,修築全國鐵路二十萬里。”國民黨推孫文為理事長,他堅決表示:“決不願居政界,惟願作自由國民。”理事長一職旋即委託宋教仁代理。其實,共和國初期有太多的問題需要討論與立法,如國會多黨建設問題,國會立法、政府行政、司法獨立諸權如何互相制衡的規則,公民基本權利如何切實保障,中央和地方分權即大一統還是地方自治,軍隊國家化方面的措施……都急需政治家慢慢梳理。作為一個政治家,孫中山卻嚷嚷着要去搞實業,從而放棄了完善共和國政治制度的努力。可見其政治判斷力相當幼稚,不知在一個君主專制統治已兩千余年的國度中,要建設一個真正的民主憲政體制的共和國是非常艱難的一件事。

  革命勝利后,對國家政治體制的選擇也相當不成熟,乃至輕率改變,授袁世凱以把柄。南京臨時政府籌備之際,宋教仁提出實行內閣制,曆數總統制的弊端。然而,孫中山因自己掌權,就力主總統制,反對“復設防衛之法度”,不懂權力制衡的重要性。於是,制定《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採用總統制,說明孫中山只顧自己的權力欲與領袖欲,而不顧國情的需要,同盟會內部多數人同樣對國情沒有清醒的認識。然而,南北和議達成,要將政權交給袁世凱,革命黨人不放心,冀圖通過內閣制掌控實際權力,便匆匆忙忙制定《臨時約法》,改采內閣制。而制定這個臨時憲法檔案的代表性頗有疑問,把當時最大的實力派袁世凱方面的代表排除在外。尤其是漏洞太多,如沒有建立清晰的三權分立和互相制衡的制度,如國會權力沒有必要的制約,沒有國會與總統互相制衡的規則,總統與總理各自的職權和關係也頗模糊,搞不清究竟是總統制還是內閣制。其法律的諸多缺陷與失誤,處心積慮地想從袁世凱手中奪權的蹩腳戰術,為日后政爭埋下禍根。

  最令人遺憾的是,功臣精英們居然不懂得民主憲政的核心是保護公民的個人自由,而公民的基本權利是民主共和國的基礎,沒有盡全力保障公民自由權的意識,便沒有為此建構切實的法律保障。1912年元旦,新政權建立,孫中山就職發表《臨時大總統宣言書》等檔案,只字未提公民的自由權利。后《臨時約法》規定:“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罸。”倘有人就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審問、處罸人,怎麼辦?法律沒有回答,缺乏建構人身保護令制度的概念。諸法還對“人民權利”條款附上一條尾巴:“緊急必要時,得依法律限制之。”歷史已經證明,此條款乃允許專制統治者肆意剝奪公民基本權利而立法,是明顯的惡法。美國1791年憲法修正案規定,國會不得制定剝奪人民自由權利的任何法律。而辛亥革命后宣佈的法律文本中,我們見不到相關的內容。宋教仁是《約法》諸檔案的主筆者,而他的憲政知識在革命派中已算出類拔萃。華興會創始人之一,蹈海殉國的陳天華一再說:“自由者,總體之自由,非個人之自由也。”孫中山同樣反對個人自由。有關法律的缺陷是當時革命黨人思想局限的自然流露。

  在當時的政治家中,梁啓超對西方憲政理論領會較深,然一涉及實際操作問題,即陷威權體制的泥沼。民國初年,在規劃國會兩黨制的政治架構時,依然念念不忘鼓吹“開明專制”的作用。梁啓超思想顯露出一個矛盾的組合,既把憲政作為唯一選擇,又力倡開明專制,認為中華民衆的素質低下,不適合馬上實行民主憲政,而必須有一個開明專制的過渡階段。此政治幼稚病體現在與袁世凱的合作過程中,他看到了化解革命黨激進思潮的迫切性,卻忽視了牽制總統袁世凱擴張權力的必要性。梁組成的進步黨,完全成了依附袁世凱的參政黨,甚至在袁世凱摧毀國民黨和解散國會后仍亦步亦趨,參加其御用的“政治會議”和“參政院”。以為袁可以共和之名行開明專制,其進步黨實為袁世凱專制統治的附庸。直到復辟帝制的丑劇鬧得不可開交,最終被袁一系列倒行逆施所驚醒,梁啓超才挺身而出與其決裂,開始主張立憲共和。袁偉時指出:“就個人而言,梁仍然不失為反復辟運動的旗手;而就整個國家來說,未能阻擋這幕丑劇上演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民初憲政的成就和缺陷》)民國六年(1917年),粉碎張勛復辟后,梁啓超還以國民黨為排斥、打擊之對象,將對舊國會的不滿,及一切罪過都推到國民黨議員身上。從而以改造國會之名義將國民黨排斥於政壇之外,最終進步黨亦為軍閥安福派所排斥,自己由是退出政壇。梁沒有認識到國會兩黨實是唇亡齒寒之關係,一意排除異己,自身終將不保,兩敗俱傷而斷送國家前途。

  梁啓超對於自由,曾發表過非常精闢的論述:“言自由者無他,不過使之得全其為人之資格而已。質而論之,即不受三綱之壓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縛而已。”“蓋法律者,除保護人自由之外,無他掌也。”不幸的是,梁啓超沒有將這樣的常識堅持到底,1903年,斷言:“我中國今日所最缺點而最急需者,在有機之統一與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還說:“自由之者,團體之自由,非個人之自由也。”1905年,發表《開明專制論》,提出:“今日之中國,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又不如開明專制。”從國家主義出發,梁引出一個中國傳統的重要概念——群。專門寫了《說群》一文,認為治國之道應“以群為體,以變為用”。“敢問國,……是之謂萬其涂,一其歸,是之謂國。”梁啓超還是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求資源,用“公”這個中國文化概念去解讀西方民主。認為正是“私”的泛濫而使中國落后,只有去私、合群才能強國。梁啓超不懂,西方那種合千千萬民衆為一體的憲政民主政治恰恰是以肯定私並保障其合法性為其存在前提的。由是,啟蒙大師梁啓超也一度被國家主義引入歧途,造成上述歷史的遺憾。

  當然,以楊度為首的君主立憲派及籌安會諸君子,為袁世凱稱帝搖旗吶喊,上演一幕幕“推戴”、“靖願”的鬧劇,作用更為惡劣。楊度早年醉心於“帝王之學”,曾留學日本尋求救國之術,深受改良思想影響,成為堅定的君主立憲派。先為清廷大臣,后為袁氏政權喉舌要角,1915年,發表《君憲救國論》,袁世凱看后大為激賞。楊度把中國的憲政希望寄托於明主聖君,為此甚至不惜賦予明主以專制權力,幻想借助君主的專制權力來維持社會穩定,避免暴力革命,而從容走向立憲,這無疑是極為天真幼稚的幻想。其希望開明專制的君主能自我約束,將立憲當作君主及其政治精英的救世偉業,骨子裡依然是聖賢政治的文化傳統,實際上又回到古代企盼聖君的思維模式。如此緣木求魚,與真正意義上的立憲政治可謂風馬牛不相及。

  上述情況表明,共和國建立以后,由於思想文化領域的局限,不懂民主憲政體制與公民自由權利之間的魚水關係,而在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籠罩下的專制文化仍有很大的市場,與保障個人自由權利的思想與制度發生衝突,且前者往往佔據上風,成為共和國制度完善的主要障礙,成為社會前進的絆腳石。革命家兼大學問家章太炎的思想就是一個中西文化堆棧的雜貨鋪,既主張民主平等、分權法治,又要求保留舊道德的“美俗良法”,其主張常常是顧此失彼,前后抵觸,左右相攻,對西方民主政治一知半解,而反映出很深的傳統烙印,最終走上復古倒退之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專制內核,就是經過了急風暴雨式的新文化運動都沒有多少實質性的衰減,往往還會以另一種形式死灰復燃,它或許就是辛亥革命最終失敗的內因,讓人感到莫名的恐懼。說到底,還是國人對現代民主憲政文明的文化成果缺乏深切的了解與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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