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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産共妻"謡言變形記:武漢裸女遊行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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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記者┃劉永峰

  劇烈的社會變革,使得基於不同立場的民衆,對“革命”産生着各種誤傳和曲解,由此而生的謡言,卻往往成為一種“政治”武器。

  1927年4月的一天,漢口三分區的十字街頭,一位年輕的女子對着聚集的人群和過往路人,高聲演講:“要堅決放腳!要堅決剪髮!還要堅決反對束胸!束胸是不人道主義的!婦女同胞們,你們解了束胸沒有?解了吧,男人沒有束胸,我們為什麼要束胸?”

  講到激動處,這名女子突然解開紐扣,脫掉上衣,托着自己的乳房,說:“你們看,這就是真正的解放。打倒封建主義!鏟除封建思想!”頓時,吶喊、笑聲、口哨聲四起,人群中一片騷動。女子熱淚盈眶,振臂高呼:“全中國婦女解放萬歲!國民革命勝利萬歲!”(安廣祿《北伐時期武漢裸女遊行風波》)

  發生在遠東傳統社會裡的瘋狂行為,甚至引起美國媒體的關注,“在民族主義首都武漢,發生了一起由八名莊重的、充滿愛國熱情的女大學生舉行的沿江裸體遊行”。4月25日,《時代》如是報道。這則報道如今看來都觸目驚心:走在前排的,手舉竹竿撐起的標語牌,除了架在鼻子上的大眼鏡外,渾身上下一絲不掛,其余七個也都赤身裸體。標語牌上寫着:“自己解放自己!我們丟掉的是基督教的恥辱,而贏得了自由。把中國從基督教列強手中解放出來!”(李炎勝《1927年“武漢裸女遊行”真相》)

  事實上,這是武漢婦女協會宣傳婦女解放運動的活動之一。而在1927年的部分武漢女性的認知裡,裸體、解放自己的身體,就是革命的行為。就在3月8日那天,武漢國民政府黨政要員、女界領袖和20萬軍民在漢口舉行國際婦女節大會,會後舉行遊行活動的時候,突然有些赤身裸體、手舉彩旗的女人們衝進遊行隊伍。遊行的人驚呆了,隊伍有些混亂,但這些裸體的婦女卻顧不得街上衆目睽睽,依然隨着隊伍前進,邊振臂高呼:“打倒軍閥!”“中國婦女解放萬歲!”

  這些裸體的女子是一些想參加到“革命”中來的妓女,結果報考武漢中央軍校女生隊,未被錄取;想參加婦女幹部培訓班,也被拒之門外。彷徨失望之際,一位常光顧青樓的黃公子唆使她們說,學習有什麼用,裸體遊行才是“最革命”的。(安廣祿《北伐時期武漢裸女遊行風波》)

  在1920年代, 婦女解放運動伴隨着革命風起雲湧。長久以來,中國婦女被壓抑的人性,被禁錮的生命突然有了衝破禁閉的可能,那些猛然爆發出的激情,身體本能的狂熱往往無所顧忌到令人驚訝的程度。

  這股潮流與劇烈的社會革命相結合,性與政治交織,在整整三十年裡上演了一出版本不同、內核皆為謡言的戲劇,其最聳人聽聞的內容就是:“共産共妻”。

  ■ 離經叛道的年輕人

  此時,國人對於“共産共妻”這個舶來名詞已經早有耳聞。

  這個名詞來自關於從社會主義蘇聯的傳聞。十月革命在俄國取得勝利後,人類歷史上一種新制度開始實行,大部分人對此感到新奇陌生,也自然地設想起共産主義的美好生活,一些荒唐的願望也由此而生。甚至有材料顯示,在俄國,私底下存在過“公有化”資産階級婦女的行為。

  盡管在蘇聯的正式檔案中,始終找不到關於女人“公有化”的任何文字。但是,有關共産主義政權“共産共妻”的說法,卻不脛而走。一系列聳人聽聞的標題出現在西方各大報紙上,“蘇維埃的一夫多妻制”、“社會主義將賣淫合理化”、“布爾什維克將俄羅斯丟在了人類文明的角落裡”等等。

  很快,這則在俄國起源的謡言,就轉道進入中國。

  事實上,蘇聯確實曾經努力要把婦女從家庭束縛中解放出來,從丈夫控制的經濟權力中解放出來。在1917年和1918年,列寧頒佈了兩條法令,廢除男性對他們的家屬擁有的特權,確定了婦女擁有完全的經濟、社會和性自主權力。但顯然,這些做法在數千公里之外被誤傳和曲解了。

  當中國的革命者把目光投向蘇聯的時候,改變有史以來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便成為最有表現力的革命行為。激進的青年人掀起了一股毀家、廢婚運動的高潮。諸如“工讀互助團”、“男女生活互助社”、“利群書社”等團體也在古老的中國社會裡如雨後春筍般生長出來。團員們紛紛脫離與家庭的經濟聯繫,離婚的離婚、解約的解約,然後過起了群居的“公社”生活。

  於是,當“安那其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的烏托邦幻想依然讓人着迷不已的時候,“共産共妻”的謡言,也與這群看上去離經叛道的年輕人如影相隨了。

  廣東海豐縣教育局長彭湃,出身豪富,留學日本時,深受俄國革命影響。歸國後,在家鄉建立起“社會主義研究社”、“勞動者同情會”,試圖以社會主義教育工農大衆,革新社會。

  在20年代初期,彭湃給這個偏遠的小城帶來了聞所未聞的“社會主義”、“自由戀愛”等新名詞,這引起當地豪紳的不滿。很快,就有人向主政廣東的陳炯明告發彭湃在海豐大肆宣揚“共産”、“共妻”,彭湃不得不到廣州待了兩個月,“整日裡只向人解說社會主義是主張共産不是主張均産,是主張自由戀愛不是主張共妻”。

  但顯然,他的這份解釋毫無用處。1922年5月4日,彭湃組織了海豐有史以來第一次“五一”遊行。遊行當天,彭挑選了個子最高大的一位學生,擎着大旗走在隊伍的最前邊,旗子上醒目地寫着兩個大字:“赤化”。在彭湃等人的帶領下,各校的師生敲銅鼓吹喇叭,齊唱着彭湃自己寫的《勞動節歌》:“勞動最神聖,社會革命時機熟……”高呼着“勞工神聖”的口號,浩浩蕩蕩、穿街而過。

  這種狂熱的宣傳赤化的行為,讓海豐的豪紳驚駭不已,他們深信,這個年輕人是鐵了心要搞“共産共妻”的了,他們在報上連續發表《借教育宣傳主義之謬妄》、《銅鼓喇叭可以休矣》等文,攻擊彭湃。但他們知道,對於普通公衆來說,勞工神聖本是很具有誘惑力的宣傳,而只有將驚世駭俗的“共妻”傳說鼓吹起來,才能讓人們在“共産主義”的面前望而退卻。

  ■ 謡言與敵人

  自共産主義傳入中國的那一天開始,“共産共妻”就成了反對者攻擊這種制度的有力武器。受到污衊的不僅僅最初的左傾知識分子們,而且在孫中山確定聯俄聯共的政策後,這個“赤色”的國民黨政權也難逃“被謡言”的命運。

  軍閥們說,“孫中山講講三民主義還罷了,他不該又與赤黨合作,唱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高調,這就非同小可了。”“赤黨主張‘共産共妻’,不講人倫,不分窮富,誰能受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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