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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看鴉片戰爭:由醉酒引發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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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中國革命的歷史透視》,作者:(美)石約翰/著 王國良/譯,出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西方對中國的壓力恰恰發生於國家內部問題開始暴露之時。燒殺搶掠的背景就是18世紀結束、19世紀開始的時期,更根本地說,是19世紀西方帝國主義興起之時對中國變本加厲的蔑視。這種情況造成的第一個結果就是,英國試圖以違反中國法律和破壞中國的國際平等地位的方式來解決貿易和對華關係中的一些問題。這些企圖引起對抗,最終發生戰爭:1839年到1842年的鴉片戰爭和1856年到1860年的另一次衝突,有時也稱為第二次鴉片戰爭。在戰爭和條約中以外國壓倒性的勝利告終,為以后百年中西方勢力進入中國奠定了基礎。

  正如我們所知,中國與西方的積極的貿易作為明代中國與東南亞商業發展的附屬物而在16世紀重新開始。貿易的規模相對較小,但西方商人很快就面臨着困擾了所有過去與中國做過生意的外國人的問題:中國需要向他們購買的商品遠比他們向中國求購的要少。結果,收支平衡的問題就出現了,西方國家被迫向中國輸出白銀以彌補他們購物的開支。

  到18世紀,英國成了西方國家中進行貿易的最重要的國家,其貿易量也大幅增長。飲茶在英國非常流行,茶大量來自中國,此外還有大量的絲綢與瓷器也來自中國。與通常一樣,英國沒有什麼産品能夠與他們從中國進口的産品相交換。英國輸出羊毛織品和多種諸如鐘那樣的專門物品,也從印度進口原棉,從東南亞進口奢侈品;然而,英國卻不得不把大量的銀錠運往中國。這是英國在19世紀初面臨的基本問題。

  英國的其他問題也與貿易有關。與對外關係的實踐相一致,中國與英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的貿易被看成是國際關係,也是商業活動的一個方面。結果,貿易受到中國政府的嚴密監督。所使用的方法基本上是與東南亞貿易實踐的繼續。到18世紀后期,這種控制採取所謂的廣州體制的形式。中國政府把貿易限制在廣州一個港口,並特許一個商行處理中國方面的商務。它有固定的貿易時間,不許外國人在中國自由旅行。北京在使貿易適應進貢制度方面沒作什麼大的努力,盡管有幾位西方人到過首都,施行過規定的禮儀,大概是為了獲得一些附加利益,派出一個進貢使團以便建立聯繫。

  到18世紀后半期,英國商人由於對華貿易收支不平衡而受挫,開始對廣州體制的限制感到惱怒。他們相信,只要他們能自由地進入中國市場,他們的問題就能得到解決。結果,他們開始尋找新的解決辦法,發現對華關係的新途徑。然而,這種探尋卻發生於日益蔑視中國的氛圍中。

  我們已提到,新的態度的産生是因為西方正經歷物質、社會和知識的迅速變革,但這種變革是在舊的傳統範圍內發生的。這一形勢發展的最重要結果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是在西方新技術力量和商業潛力的基礎上生長起來的。同時,它也是以軍事力量、宗教以及依然具有強大封建傾向的福音派新教會的狂熱為基礎。最后,它為超常進步的信仰所激勵,這種信仰引起西方對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強烈的優越感。

  整個18世紀,英國的對華貿易都由東印度公司操縱。這是一個起源於17世紀、代表了舊的啟蒙觀念的商業公司。此外,公司壟斷了英國的對華貿易,因此對廣州體制反而有助於鞏固它的地位的限制性並不特別在意,然而,當白銀繼續大量外流,一個新時代誕生了,公司開始表現出不滿的跡象。更重要的是,公司的貿易壟斷程度開始下降,英國個體商人在廣州逐漸活躍起來。這些商人主要代表了西方的新精神,成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先鋒。

  新時代的第一個主要特徵,就是有一種信念在西方人中間不斷增強:不必遵守中國法律,也不必把中國當作與西方平等的國家來對待。例如,外國人決定,他們的國民犯罪不應服從中國法律機構的審判。在18世紀,西方人犯罪照例是由中國官員判決和處罸的。而此時,外國人拒絶交出他們的同胞,認為中國的法律不公正,雖然在事實上只是法律體系不同,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對他們的處罸都是很寬大的。

  然而,由於中國的對外政策帶有高度的實用性和靈活性,西方人要求審判他們自己人是可以協商的。中國官員並非絶對不想同意在中國的外國人自己對自己負責。首先是為了他們自己的良好治安,同時,也的確有一些歷史先例可循。但當對西方一味遷就的態度變得非常明顯時,不斷的緊張也産生了,因為西方人犯罪,甚至是加害於中國人,也能不斷地逃脫懲罸,這無論從西方或中國方面看,都輕得出奇。

  特別是有一種犯罪,很快成為雙邊爭執的焦點。西方人開始走私鴉片。鴉片在中國是非法的,可是外國人卻把鴉片的銷售當成解決收支平衡問題的辦法。走私鴉片自然是越來越不把中國看成是文明國家的特別明顯的標誌,因為開展這項貿易的英國新商人以及緊隨其后的美國人等在其他方面都是守法公民,他們從未考慮過把鴉片運入自己國家或其他西方國家。

  鴉片作為白銀的替代品來交換中國的物品證明是相當有效的,到19世紀20年代收支平衡發生了有利於英國的顛倒。源於英國領地印度的鴉片,在中國找到了現成的市場並能賣出高價。我們還無法確切地知道為什麼鴉片如此暢銷。至少從唐代開始人們就知道鴉片了,但直到18世紀只是作為藥物使用,而且並不廣泛。因此,它的最新的風行似乎不僅是因為能夠得到並吸食上癮的事實,可能也由於中國社會生活中的問題越來越多,鴉片提供了一種解脫的方法。

  中國政府發現對禁止像鴉片這樣既值錢,體積又相對較小的東西流入國內無能為力。同時,西方人為了轉移他們無視法律的責任,認為能夠不斷地把毒品帶入中國證實了中國道德的無望。與美國禁止麻醉品走私的情況一樣,中國當局在禁止高價堅實的毒品流入方面也遇到許多麻煩。自然,只要人們捲入有利可圖的貿易中,侵蝕政府與社會的腐敗問題就會驚人地上升。為了堵住腐敗、增加稅收,政府曾一次次企圖使鴉片合法化。但對危險毒品的廣泛反對以及耗費了中國大量銀兩的事實,讓這項貿易只能成為非法行為。在19世紀最初20年走私鴉片的數量源源不斷地上升;到1820年,每年輸入量達到6000磅,而且數量還在上升。

  由於這種背景,由英國商人領導的外國人又繼續為取消廣州體制的限制而努力。雖然鴉片走私在事實上已經解決了收支平衡問題,但英國還想使鴉片貿易合法化,並賣出其他商品,例如紡織工業的新産品。同時,大量的福音教派的新教教士開始到達廣州,他們並未取得特別的成功,到19世紀30年代,大約25個傳教士只讓不到100人改變信仰。由於廣州體制的旅行限制,傳教士也深感約束,並且相信解除限制將使中國成為改變宗教皈依的富有生氣的成功樂園。

  也是在此時,英國政府也開始在廣州積極活動。東印度公司的壟斷逐漸衰落,最后在1834年被廢除。當公司放棄英國對華關係的主要責任,政府就插足進來了。公司壟斷的結束代表了新興的獨立經營商人的勝利,而且倫敦被置於他們以及傳教士們的強大影響之下。除了致力於終止廣州體制之外,政府還特別關注外交禮儀事務,希望對華關係不再按朝貢制進行。

  所有這三種力量都反映了新興的帝國主義的態度,即認為西方是文明的國家,有成熟的文化,而中國是野蠻的、停滯不前的國度。甚至一位英國使臣也強調在外交禮節方面有必要與中國關係平等,他明確表示中國是不平等的:

  如果與該國、總督、人民的傳統、性格、偏見不特別適合,就沒有什麼政策是成功的,……決不能對他們叩頭——這是過去常常容易重犯的惡習——而應該在適當的時間和地點,以極大的堅韌和審慎,維護別國的尊嚴和權利,這些國家以其財富和人民的力量已擁有無限的優越性。

  一位美國使臣更直截了當地說,把中國作為平等國對待就像“將一個孩子作為大人那樣對待。文明世界出於慈善的感情,太容易考慮盡量努力獲得更多的與東方國家的貿易利益,雖然他們與我們一樣能獲得同等的利益,但除了一些簡單的要求外,都是粗野的和非基督教的。感情建立在崇高的原則基礎上,但不應忽略我們與之打交道的這些人的頑童般的性格,我們的使命應考慮對他們進行指導和啟蒙”。

  英國商人特彆強調應強迫中國在對外貿易上實行開放政策。他們這樣強調部分是由於他們不把中國視為平等國,不考慮國際法慣例,即一個國家可以在貿易上設置任何他們想要設置的條件。另一個原因是他們對自由貿易的信念來自於在英國仍然與強大的封建方式共存的、發展中的郡縣制度。結果,英國人就開始反對任何形式的貿易限制,但卻是在賦予自由市場以宗教信條性質的意識下採取行動的。

  例如,約翰·博林,后來的駐華使節,認為所有關於貿易的條例“設立那些法令反對事物的自然傾向,最后就像通過內閣決議來決定風向或通過議會法案來安排海潮一樣是荒謬無效的。”當然,這種觀點特別具有諷刺意味,因為中國基本上是自由放任的經濟,並通過重農學派確實促進了它在西方的發展。

  同樣,所有西方人都對中國的軍事虛弱非常蔑視,併爲他們自己必要時能運用武力達到目的而感到驕傲。正如德國傳教士古茲萊夫(他曾分發從鴉片船上運來的聖經小冊子)所說:“中國數千艘全部戰船也抵擋不了一艘護衛艦。”一位英國使節誇口說:“由弓箭、長矛、盾牌組成的軍隊怎能抵抗一伙富有戰鬥經驗的英國戰士?……博格(靠近廣州的地方)的戰鬥令人不齒。”

  19世紀30年代后期中英兩國處於衝突階段。此時,平均每年走私鴉片400萬磅。從中國的觀點看,這一情形越來越無法容忍。在中國境內的外國人几乎完全不受控制:破壞法律、進口危險毒品、榨取中國償付的財富、促進腐敗。他們也越來越驕傲自大,強迫要求特權,並威脅動武。

  與往常一樣,由於中國對外政策的實用性以及尋求國際關係和平與穩定的總目標,一些重大的問題都可以協商。當英國政府代表更多地捲入廣州事務,中國官員也理解他們對於進貢關係語言的敏感性時,外交禮儀方面的問題確實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是,只要外國人的不法行為和走私鴉片不停止,就不大可能長遠地改善關係。當然,西方人的行為也使得他們更像新型的野蠻人:喜歡窮兵黷武,極度渴望中國的物品。一個適當的回應正在緊鑼密鼓地准備之中。

  在1839年,北京派一名欽差大臣到廣州來解決這些問題。他就是著名的林則徐。林是具有改革意識的反對派的領導人物,也許由於這一原因,他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他也非常精明強幹,清正廉潔,具有強烈的理想主義和秉公辦事的色彩。他一到廣州就決定終止鴉片販運,重樹中國權威。

  一旦進入角色,林就試圖把協商和施壓結合起來處理對英關係。他研究西方的國際法並運用其原則,強調一個國家有權控制對外貿易並堅持自己的法律。他給維多利亞女王寫了兩封信,陳述中國的情況。在詳述英國在對華貿易中所獲得的利益之后,他寫道:

  聞該國禁食鴉片甚嚴,食者處死,是固明知鴉片之為害也。……向聞貴國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於人……設使別國有人販賣鴉片至英國誘人買食,當亦貴國王所深惡而痛絶之也……(夷商)在該國之日猶少,而在粵東之日轉多,弼教明刑,古今通義,譬如別國人到英國貿易,尚須遵英國法度,況天朝乎!

  林則徐也直接採取行動反對鴉片販運和中外鴉片商。這些努力后來為英國發動戰爭和在中國的擴張提供了藉口。林的第一個行動就是要求外國人交出他們貯藏在廣州的鴉片,這些走私毒品曾一度達到200萬磅。英國商人拒絶執行,把這看成是對他們在中國合法行為的不公正的冒犯。林然后下令以從寬的方式,先將他們拘禁。最后,在當地的英國官員保證倫敦將讓中國償還對他們的非法沒收后,英國商人屈服了。林然后銷毀了鴉片。處理鴉片的過程很仔細,據我們所知,沒有一盎司的鴉片能夠從中流失,重新回到街市。但是,此時英國的戰艦已在航行途中,來支持這一群摩拳擦掌的武裝商船。

  戰爭的直接起因是一些醉酒的英國水兵攻擊當地廟宇,打死了一位中國村民。與往常一樣,英國人先拒絶交出兇手,然后只判了簡短的監禁了事。林則徐大怒,下令中斷所有貿易。間歇的戰鬥爆發了,林則徐開始加強廣州地區的防衛力量,組織謀求地方民團力量的支持。

  1840年,一支較大的英國武裝商船隊乘載萬餘名士兵到達。在其后的戰鬥中,證明中國無法與英國抗衡,英國佔據了許多沿海戰略要點並佔領了幾座城市。中國少有的勝利之一發生於廣州之外,在那裏,民兵力量成功地抵抗了英軍的入侵。在戰爭進行過程中,林則徐被召回並受到處罸,與英國談判的權利被易於妥協的官員所掌握。戰爭在1842年以南京條約的簽訂而宣告結束,其他西方列強緊跟其后簽訂了一系列條約。

  總起來看,這是所謂不平等條約的第一批,它使中國在以后百年的國際關係中處於不利地位。條約規定增開四個通商口岸,消除對他們之間商業方式與自由的限制,中國把香港割讓給英國。外國僑民受自己領事的法律裁判,從而正式獲得所謂的“治外法權”。西方列強獲得了規定中國進口稅的決定權,開闢了一條使國家喪失關稅主權的道路。中國接受了“最惠國待遇”的概念,即每一國都可享受以后中國給予他國的任何特權的承諾。鴉片問題被掩蓋起來,它被非正式地理解為中國不再阻止這一貿易。

  對於首批條約的有些條款雙方都不滿意。在以后的15年裡,中國官員和地方勢力都以多種方式來抵制新通商口岸的開放,重樹他們對外國人的威信。西方人則想要更多的特權。戰爭再次在50年代中期爆發,中國再次遭到慘敗。一支英法遠征軍在1860年佔領北京,燒毀了圓明園,強迫中國簽訂了一系列新條約。

  這些條約為不平等關係體制的建立完成了最后的篇章。鴉片合法化了,除了別的之外,這一點還導致了在中國種植鴉片,這是貧窮國家很難消費得起的物品。中國的內河也對外輪開放,包括炮艦在內。傳教士獲得在中國任何地方居住和傳教的權利。更多的城鎮實行貿易開放,有些是在內地而不僅僅是沿海。這些條約口岸,正如人們漸漸知道的,最終遍佈了全國。

  在有些城鎮中,西方人逐漸攫取經營“租界”的權利。租界是中國城市的一部分,由治外法權轉變為完全由外國控制的地區。中國官員在這裏沒有權威,外國人與中國人共同居住,從根本上說,有點像西方殖民地的情況。第一個租界出現在正成為最重要的通商口岸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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